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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隋文帝杨坚，能顺利代周建隋，并非他杨氏一族有多么强大的力量，恰恰是因为他本身便是这个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。”

    “他的上位，得到了集团内部大多数势力的认可与支持。他是在这个集团的拥戴下，完成了改朝换代。”

    李承乾若有所悟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文帝时期，实则是与这关陇集团共享天下？”

    “可以这么说。”李逸尘点头。

    “文帝雄才大略，深知其中利害。他一方面依靠集团稳定统治，另一方面，亦开始尝试些许制衡。”

    “例如，开创科举，意图打破门阀对仕途的完全垄断，修订《开皇律》，强调中央集权。”

    “然则，这些举措尚属温和，未敢真正动摇集团根本。”

    “甚至，为了迅速积累国力，实现天下一统后的稳定，文帝在某些方面，反而加深了对这一集团的依赖。”

    李逸尘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有些微妙。

    “殿下可知，史载文帝朝户口滋殖，仓廪充盈，乃至府藏皆满，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？”

    “学生知晓，此乃父皇常引以为鉴之事。”李承乾答道。

    “然则，”李逸尘的目光变得深邃。

    “这‘富’，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民富，有多少……是建立在地方官吏为了政绩，为了迎合上意，而虚报户口、夸大垦田数目，从而使得朝廷征收的赋税，远远超出了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之上？”

    李承乾浑身一震，猛地想起李逸尘之前剖析“四业分民”时提到的朝廷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扭曲。

    “先生是说……文帝朝的数据，或有……虚假？过度征税，早已埋下祸根？”

    “臣不敢妄断史书全为虚言。”

    李逸尘谨慎道。

    “但纵观历代，开国之初，为了迅速恢复元气，彰显治世气象，地方虚报、朝廷过度汲取，并非罕见。”

    “文帝朝国力确猛然大增，然这‘富’的背后，是无数农户背负着日益沉重的租庸调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被过度征收的财富，堆积在官仓府库之中，看似辉煌，实则如同堆积于千柴之旁。”

    “只待一点火星，便可燎原。”

    李承乾只觉得背后泛起一股寒意。

    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前隋的“开皇之治”。

    原来那令人艳羡的富庶，底下竟潜藏着如此深刻的危机？

    “那……炀帝呢？”他迫不及待地追问。

    “炀帝杨广，聪颖博学，雄心勃勃。”

    李逸尘评价道，语气中听不出褒贬。

    “他看到了大隋表面繁荣下的隐患，也看到了关陇集团对皇权的掣肘。”

    “他登基之后，急于建功立业，青史留名，更急于……打破这固有的权力结构，建立一个真正由皇帝乾纲独断、超越门阀士族的新秩序。”

    “于是，他营建东都洛阳，固然有控制山东、江南的战略考量，又何尝不是想摆脱关陇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长安旧地？”

    “他开凿大运河，沟通南北，固然有漕运军事之利，又何尝不是想借此掌控新的经济命脉，培养依赖于运河利益的新的官僚和商业群体，以分化关陇集团？”

    “他三征高句丽，固然有拓土扬威之志，但动用如此规模的兵力、物力，难道没有借此消耗关陇集团掌握的府兵力量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提拔忠于自己的寒门将领的意图？”

    李逸尘一连串的反问，如同重锤，一下下敲击在李承乾的心头。

    他瞪大了眼睛，脑海中仿佛勾勒出一幅与史书描绘截然不同的图景——

    一个锐意改革、试图集中皇权、挑战既有利益格局的帝王形象，逐渐清晰起来。

    “然而，隋炀帝……他太急了。”

    李逸尘的语气不带任何情感。

    “他低估了关陇集团盘根错节的力量和反弹的决心。他试图建立的新秩序，缺乏足够坚实的新兴力量作为支撑。”

    “他提拔的寒士，羽翼未丰。他倚重的江南势力，根基尚浅。”

    “当他一次次动用举国之力，征发徭役，耗尽文帝时代积累的财富，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民生更加凋敝之时，他不仅失去了民心，更重要的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他彻底激怒并失去了关陇集团的支持。”

    “征高句丽惨败，损耗的不仅是国力，更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武力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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