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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闻天晴不知该如何安慰霍旭。

    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，做不到完全的公平。

    总是把一些苦难落在别人身上。

    “有没有办法从其他慈善机构那边再争取一些福利给他们。”

    闻天晴：“福利只能缓解一下，根本原因没有解决，他们会一直这样。现在主要的是，你若是刘元能够上进，我倒觉得福利是可以争取。要是刘元不上进，这些钱只会落在刘元的口袋里，现在我觉得帮助太多对于刘元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。”

    霍旭一下子就明白：“刘元应该没有资格去动用刘腾救助的钱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没有资格？他作为监护人，作为刘腾的父亲，刘腾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，他的钱只能交给刘元来保管。我们没有权利让他不要动刘腾的钱。更何况，他要是说钱都花在刘腾的身上，你又该如何去与他争辩呢？”

    “总会有蛛丝马迹。”

    小电驴停了下来，闻天晴转过头来，对着霍旭道：“小霍，我知道你想要帮助刘腾，可我们只有两个人，要服务一个镇，如今要场地没有场地，要活动没有活动，甚至连志愿者都不曾发展起来，你哪有更多的精力去投放在刘腾身上。该为他争取的利益与补助。更何况我们一直都有再为他争取，奈何真的无法改变什么。”

    霍旭没有立刻反驳，他沉默了片刻，目光越过闻天晴，望向远处低矮的房屋，眼神深邃而坚定。当他再次开口时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论力量。

    “闻天晴，你的逻辑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——你在用资源的有限性，偷换了服务的专业性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身，目光锐利地看向她。

    “第一，案主自决与增能理论。你说帮助太多对刘元不好，这我同意。但我们的目的不是‘代替’他去做，而是增能，让他有能力去做。刘元‘不上进’，恰恰是因为现有的救助模式是纯粹的‘给予’，这本身就会削弱人的主观能动性。我们应该做的是，在与刘元的接触中，通过个案管理的方法，为他设立阶段性目标，比如学习简单的护理技能、制定财务计划。让他明白，这笔钱是刘腾的‘未来’，而他本人是构筑这个未来的关键执行者。这不是增加我们的工作量，而是将我们碎片化的、被动回应式的服务，转变为有计划的、旨在激发案主潜能的专业过程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，服务边界与资源链接者的角色。你说我们只有两个人，精力有限。没错，所以更不应该把我们自己当成唯一的资源。我们的核心专业价值之一，就是资源链接。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手把手教刘元记账，但我们可以链接社区的财务志愿者、寻找针对特殊儿童家庭的普惠性金融辅导服务。我们的角色不是‘包办者’，而是‘导航员’。觉得精力不够，正说明我们之前的服务模式是低效的，必须升级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，信托监督与程序正义。关于资金监管，你说我们无法阻止他动用，这完全是消极放任。法律上，监护权并非毫无约束。我们可以推动建立一种社区化的小额信托监督机制。比如，由村委会、近邻志愿者和我们机构共同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监督小组，要求大额支出需有基本凭证或说明。这并非不信任，而是帮助刘元建立更健康的财务习惯，也是对捐助款项的社会负责。如果我们因为‘可能管不了’就‘完全不管’，那才是最大的失职。”

    霍旭的语气愈发沉肃，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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